刘庆和,男,1964年10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1998被评聘为党史专业助理研究员(因机构改革,单位参照公务员管理,没有重评职称)。现为中共潮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出版科科长、《潮州党史与党建》编辑部主任。
工作经历
1989年7月,从汕头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到潮州市博物馆从事文史研究和陈列宣传工作。
1995至1996年,参与国际著名汉学家饶宗颐学术馆的展览筹办和负责该馆的管理工作。
1997年4月以来,在中共潮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科工作,编辑《潮州党史》期刊(《潮州党史与党建》的前期)。
2001年,担任《潮州党史与党建》编辑部主任。
2005年以来,任编研出版科科长并负责编辑部工作。
主要业绩
1、把《潮州党史》更名改刊为《潮州党史与党建》。2001年,担任编辑部主任之后,在室领导班子的支持下,把党史与党建紧密结合起来办刊,是在全国继《上海党史与党建》之后创办的党史与党建二位一体相结合的刊物,在全省尚属首家。《潮州党史与党建》以政治性强、内容丰富、版式精美而备受读者及党史同仁的好评,成为潮州市宣传党史工作的重要窗口和沟通各级党组织的桥梁。
2、认真做好党史研究工作。在编辑好《潮州党史与党建》的同时,积极写作党史文章,先后在省、市的刊物发表文章几十篇。其中不少填补党史研究的空白,如《周恩来与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发表在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纪伟人周恩来》);《红十一军建立前后对潮安革命斗争的影响》(发表在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东江苏维埃》);《穿越东江──从中央到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发表在《上海党史信息报》等刊物);《八乡山的一面旗帜──记东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陈魁亚》(与陈耿之合作,发表在《广东党史》等刊物);还有记载史实文章如《胡耀邦总书记与乡支部书记的情谊》和《江总书记,潮州人民欢迎您》(两篇发表在《党风》、《上海党史信息报》等刊物)、《总结中共三大经验、发展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等等。
3、积极参加党史学术研讨活动。如1998年参加在汕头召开的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0年参加在潮阳召开的纪念东江革命根据地建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5年参加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主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2006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
4、编写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潮州》画册。2002年,在征集、整理和完成期刊编辑任务的同时,独立搜集反映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对潮州人民关怀的资料并编辑出版成图文并茂彩色图书。本书的出版成为全省最早完成省委党研究室下达的征集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广东的有关图文资料的任务。
5、参加拍摄党史电视资料片。先后参与过本单位与汕头史志办公室和汕头市委组织部合拍的电视片《红色交通线》、《沧海横流》等的搜集整理资料和协助摄制工作。

李嘉诚与汕大校友
绿地红花分外香
——老区潮安铁铺纪行
刘庆和
火红的人文,葱绿的大地;红绿相映的韵调,孕育了一代英雄。这就是革命母亲李梨英的故乡——潮安县革命老区铁铺镇。
“阿姆是铁铺大坑人”,大坑因有革命母亲李梨英等一批革命先辈而扬名粤东。为弘扬“革命母亲”等革命前辈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铁铺镇拟以大坑为中心开辟红色之旅、绿色生态之旅。仲秋的时节,我们几个党史工作者,怀着对革命母亲的敬仰之情,来到了铁铺大坑村。
铁铺镇位于潮州市区东北面,与潮安县磷溪镇、饶平县樟溪镇、钱东镇接壤,这里北依青山,南望平畴。省道池樟线、汕汾高速公路潮州延长支线、潮州港大道在此交汇。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使这里成为潮州新一轮投资创业的风水宝地,众多的优秀企业来到铁铺工业开发区落户。
我们与铁铺镇政府领导老孟一行,从嫌水坑北上,循着逶迤的盘山公路,绕过一滩滩山涧清水,来到了依山傍水的大坑村。
大坑村西与李梨英同志的出生地磷溪西坑村隔山相望,东通钱东镇,南接平原,距镇区13公里。这个小山村处在漫山遍野的梨树、李树、梅树、茶树围拢之中。要是在春天,这里一定姹紫嫣红。村前的木棉苍劲挺勃,村后的老榕村虬枝交错,让人感受到革命烽火岁月的沧桑。
从20世纪30年代,革命母亲李梨英的名字就开始在潮汕和闽南的革命根据地传颂着。1932年,在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斗争转入山区,潮澄饶三县交界的秋溪区大坑村农家妇女李梨英却走上革命道路,她支持大儿子林松泉、女婿刘金城参加革命,又带头送二儿子林松才参加红军。当年红军编印的《红潮报》称赞她为“革命母亲送儿当红军”。在革命最严峻的时刻,李梨英的亲人为革命牺牲了,她把失去亲人的悲痛和对敌人的仇恨化作无穷力量投入到革命斗争中,把小女儿托付给亲戚,带着12岁的小儿子林松森上凤凰山。1935年,她又随潮澄饶红军转移至福建乌山,在闽粤赣边独立营伤兵站工作。在敌人的重重围攻下,她凭着机智勇敢,一次次把伤兵站引出险境。
1937年,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漳浦事件”,把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的闽南红军800人包围缴械;同日,又制造“月港惨案”,捕杀闽南特委的革命同志。在险恶的环境中,许多人动摇了、走散了,李梨英却坚持斗争,为闽南游击队保存了革命力量。
此后,李梨英转为做机关掩护、联络工作。1941年,她的小儿子林松森在做交通工作中牺牲了,但她把母亲的爱全部倾注到革命家庭中。不论是在中共樟州中心县委及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电台(设在百侯)做掩护工作,还是在潮澄饶党组织当交通联络员,她都出色完成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李梨英到设在汕头的中共潮汕特委机关工作,她凝聚心血,以家庭形式作掩护,在敌人的眼皮下活动,坚持至潮汕解放。
革命母亲李梨英十年游击战,十年地下工;为党献一生,为国献三子,忠贞、坚强、勇敢、机智,为潮汕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李梨英同志受到党和人民的极大赞誉。1951年国庆节前夕,她作为南方老根据地人民的代表,从韩江之滨来到祖国首都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中南海怀仁堂,她受南方老根据地600多位代表的嘱托,和井冈山根据地代表柳长林一起向毛主席敬酒,以表达南方老根据地人民对伟大领袖的敬意和对社会主义未来的热望。
我们在大坑村的干部带领下,寻访着当年红军在此战斗过的足迹,从大坑村北面的大雨洋水库附近登山,循着当年红军走过的小道,披荆斩棘,来到了位于马鞍石、饭包石附近狮口岩下面的深邃石洞。这石洞长达约500米,洞室宽达三百多平方米。洞内清流汩汩,凉风习习。阳光从石隙穿射而下,使洞室显得格外宽敞明亮。进入洞内,喝一口甘甜的山泉水,以石为床为椅,或躺或坐,仿佛置身于“天然氧吧”,十分惬意。这石洞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红军医院”。 1931年至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东江独立师第三连在秋溪区英勇斗争,设在饶平樟溪和尚田的红军医院经常受到敌人破坏,部队便把部分伤员转移到大坑村来。为了伤员的安全,当时李梨英同志和大坑游击队长林锦森把这个石洞作为伤员藏身和治疗之所。他们白天耕作,夜里带领地下党员翻山越岭,到此为受伤的战士敷药、煮粥,让伤员更快地康复,重返前线。由于掩蔽到位,“红军医院” 深藏山洞长达5年外人未觉,直到部队撤离都安然无恙。如今,红军医院遗址,成为不可多得的革命史迹。
我们从红军医院回来,望着连绵起伏的绿水青山,不禁赞叹起铁铺的山水来。这里山虽不高,但显葱郁;流虽不急,而见清澈。马鞍石和饭包石在这一望无际的葱绿中,因凸兀而神奇。我想也许是在远古时代,有一位仙子,骑着天马,带着粮饭,云游至此,解衣卸鞍,饮马大雨洋。他不禁被这灵山秀水吸引,流连忘返。那调皮的小马驹等不及主人,擅自离开。在落日的余辉中,仙子找不着坐骑,只得追随西下的晚霞悻悻而去。仙子留下的东西化成了马鞍石和饭包石;他衣服点缀的瑰宝,散落于山涧之中,变成了闻名遐迩的潮州腊石。
斗转星移,这一处足以让仙迹留踪的山地至今仍是原生林木漫山遍野;新垦植的茶树、果树等经济林也片片相接。1995年3月22日至2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同志,在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欧广源同志的陪同下到粤东调查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在潮期间,温家宝同志专程考察了铁铺的茶叶生产基地。温家宝一行深入铺埔村的茶园,向群众了解农业生产情况,与基层干部共同探讨农业发展问题;深入农家,参观茶叶制作过程。他对潮州发展高新农业感到满意,高兴地说:“在这里,我终于看到了茶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1999年,潮安县铁铺镇坎下村和凤凰镇一同被列为广东省首批生态示范村(镇、场)。铁铺有为的青年陈森全创办了广东翼龙集团公司、陈伟忠创办了广东宏伟集团公司,成为农业龙头企业等等,有力地推动了铁铺的农业产业化进程。目前,铁铺万亩茶园、万亩果园、中华名茶园等规模化茶果生产,正在镇政府的规划下付诸实施。
在大坑村,我们参观了革命母亲李梨英的旧居遗址、土地革命斗争时期的农会旧址、“红三连”在下书斋和庵后分别设立的兵器修配厂和印刷厂。这些革命遗址虽然遭受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村围剿的破坏,但现在都成为宝贵的革命文物。如何利用大坑红色文化遗产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当年在秋溪区战斗过的革命前辈对此十分关心。2003年,吴南生同志带领广东省的全国政协委员参观了红军医院遗址并给予高度评价,建议把它开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4年11月11日,原闽粤赣边纵队四支队政委吴健民同志到大坑村视察,提出建立一个以宣传革命母亲李梨英的光辉事迹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李梨英同志一生,寄壮丽于质朴,寓伟大于平凡,成为当代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的典范。近来,潮州市、潮安县的一些单位组织党员干部结合开展先进性教育,来到李梨英同志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过党日;许多学校也组织学生到此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铁铺大坑的红色旅游初具雏形。
铁铺境内不仅红色遗址众多,有形态各异、维妙维肖的饭包石、马鞍石和风炉石等自然景观,还有八角楼寨、尚书寨、桂林寨等20多座明清古寨及东林寺遗址、娘祠古渡等风光胜迹。且西有磷溪风荡石、棋盘石、丁允元墓、陆秀夫墓;东有南国风光生态园等。镇委、镇政府根据省委、省政府把支持和关心山区旅游事业作为山区脱贫奔康的发展思路,乘着潮州市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以及潮安县实施“旅游旺县”发展战略的春风,整合自身潜在资源优势,已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开辟大坑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绿色生态旅游项目,通过红绿互动、相关产业互补,实现“二次创业”的新飞跃。
从大坑村归来,我们看到山上种满梅、李等果树,商量着等到这里的梅花、李花漫山遍野盛开时节,来与勤劳朴实的大坑村民一起采大坑竹笋、挖大坑姜、摘大坑柑;看一看他们引进种植的梅、李、香蕉、黄皮、荔枝、潮州柑、茶等农业特色产品,品尝他们利用青梅酿制、能强身健体的青梅酒。
听老孟介绍,铁铺镇计划在大坑山坡上建设旅游度假村;在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山顶水库——大雨洋水库,开辟游艇、水上乐园和钓鱼台等游乐节目;在岭君岽附近的原战备防空观察哨和观海点辟建景点;同时,开发有地方特色的美食等相关配套项目。
铁铺已绘就了革命文化和生态文化相结合的“红色之旅”、“绿色之旅”发展蓝图,相信这些项目建成后,这里将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结束了铁铺之行,我们不禁赞道:古今风物放眼量,绿地红花分外香。喊着:“铁铺,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们还再来。”
作者:刘庆和
单位:中共潮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地址:潮州市区枫春路市委大楼九楼
邮编:521011
电话:13322787982
几多岁月竞风流
——从涵碧楼到李厝祠的沉思
刘庆和
潮州古城的中山路,从李厝祠到虹桥头,过去叫湘太路,连接府县旧治到西湖胜地。虽然路面斑驳,但两旁残缺的骑楼,仿佛印证这里昔日的辉煌。漫步在这古城街,数百米相间的两地,有八十五年前建立的西湖涵碧楼和八十年历史的黄埔军校潮州分校。这是中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两大见证,更是把世纪伟人周恩来与潮州联系在一起的实物见证。
在阳春三月,云烟氤氲的古城潮州,西湖畔杨柳飘荡,木棉树蓓蕾绽开。从城河池北望银山片片绿荫,湖平与倒影,增添了西湖的山光秀色。涵碧楼,依山傍水涵虚碧,苍劲木棉伴小楼。这座楼始建于1921年秋冬,栉风沐雨八十五载,正与中国共产党同龄,与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活动相连接,在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史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早在大革命初期,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孙中山先生以“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创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革命的军事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培育革命军事力量。为打击封建军阀政治,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国民革命政府组织国民革命军东征军,于1925年3月和11月二次东征到潮州,击溃盘踞这里的反动军阀陈炯明部属洪兆麟军队,国民革命军驻扎潮州,周恩来领导的革命军政治部设在涵碧楼,他曾在涵碧楼前演讲,启发民众。1925年11月,他被国民革命政府委任为东江各属行政公署专员,至次年2月上任。在这四个月期间,周恩来发动了扫除残敌,澄清官吏,禁绝烟赌等活动;又开展了国民革命运动和东江一带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使“各地党部(指国民党)与人民团体亦复如春笋怒生,有长足进步”(见《政治周报》1926年第九期) ,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潮州的工农革命运动也抓掀起了新高潮,1925年11月,潮州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也建立了。这些政治局面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的开办创造了良好条件。 有了国民革命军东征的到来,才有创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这是培养革命力量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一所分校。东征军指挥部为使随军东征的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能补习课程,并以招收潮梅海陆丰各属有志青年,授以军事及政治之训练,于是,在李厝祠这座颇为庄重的潮州祠堂,设立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政府在粤东培养军事骨干力量的摇篮。
周恩来同志担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早期政治部主任,致力于军校的政治教育,开创了中国军事史上军队政治工作的先河。他为分校的创立和政治工作的开展倾注了满腔心血。他不仅聘请黄埔军校本校的熊雄、恽代英、肖楚女等共产党员为潮州分校政治教官,还聘请共产党员李春蕃(即柯柏年,马克思主义原著翻译家)、李春涛(国民党左派、周恩来称之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到校授课,并指示政治部宣传科长、共产党员杨嗣震创办校刊《韩江潮》,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兼任潮州分校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属国民党),委派何应钦任教育长(后代理校长职务),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后由刘康侯继任),王昆仑为秘书(后王逸常继任)。当年的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可以说是群英荟萃。潮州府城湘太马路李厝祠旁边搭建的葵棚、金山中学及李厝祠后面的郭家祠和对面的黄家祠、海阳县儒学宫,这些地方都住进了胸怀救国之志的潮梅青年。潮州分校培养了28名学员,在北伐军各部队中担任军事或政治工作。潮州分校也同黄埔本校一样,培养了一批具有奋斗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战斗的革命战士。
政治的统一与联合带来的民族中兴。然而,时隔两载,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革命,屠杀中国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受到严重的摧残。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郭沫若等共产党人独立举起革命的旗帜,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军,带领起义军转战入粤, 在1927年9月金秋时节,进入潮州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为潮州革命史册写下了“七日红”的光辉。
青山如黛,绿水涵碧。从涵碧楼前雄姿挺拔400多年的英雄树下经过,看“周恩来曾在此演讲处”的标志。伫立在楼前的栏杆,仰望着古红木棉树,仿佛听到了周恩来同志讲着“扰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民众要期统一与和平,须要打破这两大障碍物”。这是启发民众奋起抗争的铿锵壮语。进到楼里,读着1965年郭沫若同志故地重游,激情满怀,挥毫题写的“弹指光阴卅八年,潮安多在梦中旋。楼台倒映涵虚碧,旗帜高扬似火燃。一夕汤坑书付羽,千秋英烈血喷烟。今日重来金山望,日月更新别有天。”我们感受了当年旌旗战火,心中涌起一股奋发图强的豪情。
八十多个春秋过去,如今伟人已逝,风范长存。涵碧楼和李厝祠已成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涵碧楼又被列为潮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设想,世纪的伟人在潮州掀起了革命的浪潮,他们展示给潮州人民的是一种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的伟大胸怀,留给潮州人民的是一种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如果我们能重新修复李厝祠作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纪念馆,以丰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容,宣传联合与统一对振兴中华的伟大意义;与之相呼应的是,把这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重要史迹——涵碧楼,作为红色旅游景区加以开发和利用,如修复为“潮州七日红”时起义军指挥部的原貌,在周围开辟一片保护区,包括纪念周恩来、邓颖超的亲密革命战友、潮籍革命先驱李春涛的春涛亭规划在内,在涵碧楼旁边树立国民革命军东征莅潮的领导人和南昌起义军莅潮的领导人形象雕塑;在后面再建碑栏推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该楼的题词,辟建潮州革命纪念馆和开办潮州革命史陈列,加强宣传,提高这一革命旧址的知名度,使之成为一个游客“莅潮必观楼”的旅游重要景点。这些做法无疑是发展潮州旅游事业的重大举措。
登临涵碧楼,瞭望李厝祠,看一看八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先驱者在潮州留下了为国民革命和人民解放斗争留下的闪光足迹。我想,当年革命前辈为了革命事业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精神,今天正激励着潮州人民抓住机遇,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为加快推动潮州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把潮州建设成为充满活力、富有魅力、文明和谐、富裕安康的广东“东大门”而努力奋斗。我不禁要说,涵碧楼让周恩来伟大的名字永远铭刻在潮州人民心中,潮州革命史在八十五年的中共党史中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作者单位:中共潮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奉献的楷模光辉的典 二十世纪30年代,李梨英参加潮汕地区和闽南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屈不挠地为革命事业忘我工作。她支持和投身以英雄事迹树立了奉献风范而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庐山走笔 春风送暖,风和日丽,正是登山旅游的季节。我们走出忙碌的办公室,离开喧嚣的城市,攀登庐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让心情自由地放飞。 周恩来与黄埔军校潮州分校 刘庆和 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是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及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国民革命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指挥部为培养革命力量创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所分校。它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政府在粤东培养军事骨干力量的摇篮。 塔光辉映大地红 高高的宝塔,滚滚的延河,这是延安的象征,也是我从小向往的地方。
——革命母亲李梨英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送儿参加红军
李梨英于1888年11月25日出生在潮安县秋溪区(今属磷溪镇)西坑村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她13岁时,父亲迫于生计到南洋谋生,一去杳无音信。因地主豪绅勒迫派款,母亲无奈把她定亲,用聘金缴还派款。16岁时,母亲和哥哥在贫病交加中相继去世,无依无靠的李梨英过门来到秋溪区大坑村(今属铁铺镇),与勤劳朴实的农民林再发结为相濡以沫的夫妻,在贫穷的困境中艰难地挨过二十多个年头。在她40岁那年,丈夫因劳累过度去世。大儿子林松泉外出以打石为生,二儿子林松炎才16岁,被地主逼得走投无路,飘洋过海、逃生他乡。李梨英苦苦地向悲惨的命运抗争,渴望光明的前景。就在这个时候,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给她带来了新的希望。
1926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潮汕地区的农民运动也轰轰烈烈掀起。年底,她感受到革命的力量。这个时候,她那已参加革命的大儿子也常常给她讲述山外革命斗争情况、海陆丰农民运动和各地妇女翻身闹革命的故事。她开始以朴素的阶级感情接受革命的影响。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在潮州发动镇压革命力量。9月,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军来到潮州,建立了“七日红色政权”。李梨英认识到只有党和红军才是工农群众的救星。
革命高潮过后,当地党组织和工农自卫军转入山区坚持游击斗争。潮澄饶三县交界的秋溪区作为发展潮澄饶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立足点。1932年下半年,党派彭莫、傅尚江等同志到大坑开展工作。李梨英在他们的启发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成为秘密组织农会、妇女会的积极分子。这时,中国工农红军东江独立师第三连(简称“红三连”)和秋溪区游击队不断打击敌人。李梨英受到极大鼓舞,从而不知疲倦、不畏艰险地参加革命活动。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都替红军探敌情、送情报、看护伤病员。她支持大儿子林松泉、大女婿刘金城(秋溪区委委员)的革命工作,又带头送三儿子林松才参加红军。当时红军编印的《红潮报》以题为“革命母亲送儿当红军”对这件事作报导,李梨英第一次被称作“革命母亲”,她的家庭成为革命之家。在革命斗争中,李梨英表现了坚定、忠贞的革命品质和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
从1933年春开始,南方革命斗争转入艰难曲折时期,也是李梨英经受着最严峻考验的时期,她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时候国民党不断派兵围攻大南山革命根据地潮澄饶革命力量,秋溪区多次遭到血腥镇压。李梨英的大女婿刘金城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大女儿林松花也被捕入狱;三儿子林松才和大儿子林松泉相继在战斗中牺牲。失败、艰险、悲痛,没有打垮李梨英,反而增强了她的革命斗志,她对同志们说:“不要为我难过,我明白,不流血牺牲,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投身于革命,无私奉献自己的一切
李梨英在失去亲人之后,自己投入到革命斗争中。1935年夏,由于国民党的疯狂“围剿”,秋溪区革命力量逐渐转移到凤凰山区。秋溪区委安排李梨英暂避南洋。李梨英谢绝区委同志的好意,坚定地说:“出家不入家,我走的是革命路,不是南洋路……就是要死也要死在革命队伍里。”她把小女儿林美花寄托到远亲家里,带着12岁的小儿子林松森跟着队伍上凤凰山。临行时,她把多年来省吃俭用积存的二十几块光洋交给区委作为活动经费。
1935年11月,潮澄饶红军向闽南转移到达福建乌山,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粤边区独立营,配合闽南红三团部队开辟乌山根据地。李梨英随着红军来到这里,被分配到独立营伤兵站工作。
这是南方革命最艰苦的时期,独立营和红三团为牵制敌人对长征红军的追击,在闽粤边区开展游击斗争。李梨英和几名女青年战士在乌山深处的石洞护理一批批伤员。在敌人围攻下,给养十分困难,药物更加匮乏,战士们的生命经常处在垂危之中。她亲自上山采草药,下山打粮食;时常站在冰冷的山涧水流中为战士洗血衣;以母亲的慈爱护理着战士;一次次组织机警转移,避开敌人的“围剿”,把伤兵站引出险境。
1937年,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国民党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7月16日,国民党157师利用欺骗手段,把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的闽南红军游击队800多人集中在漳浦县包围缴枪(史称“漳浦事件”)。同日,国民党沈东海部袭击诏安月港村,逮捕杀害了正在开会的中共闽南特委和县区委领导人(史称“月港惨案”)。这时候,革命队伍内部充满着悲观情绪。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梨英万分悲愤,但她意志坚定地对剩下的伤病员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有白天和黑夜,阴天和晴天,革命失败是暂时的,我相信团体(指党组织)会来找我们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她拿出自己积存的20块光洋作为伤员给养费用。安定了伤员情绪之后,她连续几次下山联系群众,筹措粮食,又组织轻伤队员打土豪,一直坚持到红三团的到来。当红三团副团长卢胜带领队伍从漳浦突围打回来找到李梨英时,激动地说:“在敌人围攻下,许多人动摇了、走散了,只有阿姆你们还在这里坚持,真难得啊!”李梨英为革命保存了力量,做了一件对闽南游击队贡献很大的事。
以母亲的情怀,掩护革命力量
1938年春,李梨英从乌山调到平和县大芹山中共漳州中心县委(闽南特委)机关做掩护工作。1941年春,李梨英的小儿子林松森在执行交通任务时牺牲了。李梨英忍着极大悲痛,把母亲的爱全部倾注到革命大庭中。她细心照顾着身患重病的中心县委书记朱曼平。
1941年6月,李梨英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设在大埔百侯的电台工作。电台以“家庭”形式作掩护,李梨英以母亲身份担起持家的重任,细心照料同志们,使电台正常工作了一年多时间。1943年,李梨英在潮汕先后掩护过方方(南委书记)、吴南生等同志。在“南委事件”之后,她为领导机关的安全尽了最大努力。既承担生活上各种担子,又做交通联络工作。
从1943年底开始约一年时间,李梨英担任潮汕党组织交通员的工作。在执行任务时,每当遇到紧急情况,李梨英总是从容应付,首先考虑同志的安全,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使党的机关始终安然无恙,领导同志化险为夷。1943年11月初的深夜,国民党洪之政部包围搜查饶平隆都(今属澄海)冠美村,当时周礼平等领导同志和李梨英刚好隐蔽在这里,李梨英自己巧妙与前来搜查的敌人周旋,使同志们转危为安。
李梨英虽年过半百,但时常日走百里,闯过日伪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机警应付层层关卡的盘查刁难,一次又一次出色完成任务。1944年7月,曾任“南委”秘书长的姚铎叛变投敌,隐藏在揭阳榕城。为消除后患,潮梅党组织部署处决这一叛徒。由揭阳党组织负责人王武负责前线指挥,潮澄饶党组织负责人周礼平隐蔽在潮安县江东佘厝洲村负责行动总指挥。从佘厝洲——浮洋——大窖——云路——曲溪——榕城这百里交通线,要经过日军、和平军、密探、国民党186师和地方武装势力的重重关卡,李梨英担负起快速传递情报的重任。自7月至11月,她时而化装成农妇、媒婆,时而扮成小贩,多次奔走在这条复杂的交通线上,及时地传递了情报,保证处决叛徒任务得以迅速顺利完成。1944年底,李梨英在澄海县华富乡党员陈续豪家里作掩护工作,由于她善于与周围群众打成一片,不久,陈续豪家成为潮澄饶抗日敌后武装小组的一个转动点。
1945年年底,李梨英调到汕头市龙华里中共潮汕特委机关以家庭形式作掩护,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李梨英是这个“家庭”的母亲,象以往一样,她将母亲的爱全部倾注到这个“家”中,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个同志,传递情报和接送领导同志等任务。解放战争后期,在国民党垂死挣扎,大肆捕杀革命者,破坏我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下,这个“家”三迁住处,凝聚着革命母亲李梨英的一番心血,一直坚持到汕头解放。
热爱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竭尽绵力
李梨英为潮汕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功绩,她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1951年,来到北京国庆观礼,受等党和国家领导的接见,作为老根据人民代表,向毛泽东主席敬酒。她关心和支持潮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2年春,她写信给毛主席,建议加快潮汕经济建设。她经常把自己的积蓄献给灾区。她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她要求自己的子孙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唯一生存的儿子林松炎从南洋回来时,她没有把他留在身边,而是让他回到家乡务农,参加土改运动。她把外孙、烈士刘金城的儿子送去参军,后又让他举家迁往南澳岛建设发电站。
李梨英同志参加革命30年,她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她常说“革命不成功,就不回家”,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她都对革命事业矢志不移。她总是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去影响同志,鼓舞战友,坚持依靠党和群众去战胜困难,度过了一道道的难关。她对党无限忠诚的典范。她爱说的一句话是“阿姆是党的。”不管是在艰险的游击战争环境,还是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她总是随时随地服从党的调遣,听从党的召唤,以自己的忠贞、坚强、勇敢和机智,一次次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她是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楷模。她三十年如一日为革命事业辛勤工作。她就把自己省吃俭用的积蓄交组织作活动经费。她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实践“我革命不是想来享福”的誓言,在建国后,在对待子女问题,她要求他们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她要艰苦奋斗的作风代代发扬。她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经常把自己的积畜捐献给灾区和社会建设事业。1961年6月24日,李梨英因病在北京逝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把积存的1800元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李梨英是平凡而崇高。她虽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投身革命;她为革命奉献三儿一婿,却把母亲无私的爱倾注到革命大家庭中;她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但却愉快地接受最平凡最琐碎的工作,做出最不平凡的功绩。她却胸怀全局,无私奉献。李梨英同志的一生,寄壮丽于质朴,寓伟大于平凡。
历史悠久的古城九江,当长江要津,抱匡庐奇秀,滨浩淼鄱湖,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郊外的庐山,险峻与秀丽刚柔相济,素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庐山面江临湖,山高谷深。早在六千年前,庐山地区便有人类活动。长久以来,人们在这里创造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庐山文化。唐代著名诗人李白便这样赞美庐山:予行天下,所游山水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庐山形成以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美丽的自然环境并存的世界名胜。
庐山是一座地垒式断块山,外险内秀。具有河流、湖泊、坡地、山峰等多种地貌。主峰——大汉阳峰,海拔1474米。群峰间壁立,怪石嶙峋。水流在河谷发育裂点,形成许多急流与瀑布、溪涧、湖潭。庐山奇特瑰丽的山水景观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旅游观赏价值。这如林胜迹,如画山水,吸引着如鲫的游人来领略风光。
迎着生气盎然的阳春气息,我们来到了迂回壁立的庐山古道——好汉坡。
好汉坡曾经是古代登庐山的必由之路,山路崎岖回旋,青石铺就的台阶,一眼看不到边际。也许是从此小道登山,非好汉者则不达极顶而得名。爬好汉坡最能体现坚忍不拔的创新精神。
近年来,徒步登庐山,在九江形成一种时尚。每逢节假日,数千健身者自庐山北麓莲花洞,上好汉坡登庐山。登山的人流像一条蜿蜒的长龙,给千古名山留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男女老幼,或安步徐行,或竞相追逐。
我们一行数人,欢声笑语地攀爬了不到半小时,就气喘吁吁,双腿发软,汗流浃背了。面对一段陡陂,开始叫苦连天:“我不行了,还有多远呀”。登山向导告诉我们,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登山的人们把这条山道分为三个关口,这第一道关口被称为“心理关口”。许多登山者在登此坡途中就遇难而退。同行已经有人想打退堂鼓了。
这时,传来清脆的童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循声望去,一对年轻的夫妇牵着5岁左右的儿子正兴高采烈地边爬山边教他吟诵着千古名诗。
是啊,我们正沿着李白、苏东坡、陶渊明等古代诗人曾经留下的足迹拾级而上。这小小的孩子也正沿着前人足迹奋进。我深感羞愧,不由咬牙加快步伐向上攀登,终于爬上了第一个关口。
战胜了心理关,继续向前,眼前豁然开朗,别有一番胜景。此处松竹幽深,鸟语花香。穿过一段略微平缓的山路后,左边是陡峭山壁,右边峡谷中哗哗的泉水沿着弯曲的小溪奔腾跳跃冲向谷底,令人心神气爽。
我们一起站在谷口高喊:“大山,我来了——!”然后开怀大笑。这喊声、笑声与铁佛寺远远传来的钟声,伴着鸟语和泉鸣,在山谷中久久地回荡。山里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
拐过一道弯,穿过小石桥,好汉坡的石阶出现在眼前,一长溜陡险至极,几乎是贴着人面而筑,像垂直的天梯,一眼望不到头。大家惊叹:好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好汉坡。向导说,登此山道,没有不气喘吁吁的。能一口气爬上这1100多级石阶的,自然属于登山好汉,故此地称“好汉坡”,也被登山者称之为第二道关口。
上山的队伍开始分化了,有的打退堂鼓要下山;有的犹豫不决坐了下来;有的义无反顾并誓言“不到山顶非好汉”。登山的人群就拉开了距离。我继续前行,感觉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向导走在前面大声地喊着“一、二、三、四!加—油!”的口号来鼓舞我们不要放弃。可是越往上爬山路越陡,我已是大汗淋漓,仿佛全身的力气都已随汗水散发,双腿如灌铅一般,抬不起来,走一步喘一口,几乎坚持不住了,几乎失去自信,真想放弃,仅凭着一股毅力支持着。
这时,身后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不要放弃,坚持几步,成功在望。”回头发现竟是一位年约七旬的老者,紧跟在后面的还有几位年过半百的妇人。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向上攀登。我感动而惭愧,敬佩地对老人点点头,咬牙向前走去。我想人生不就是一次勇往直前的进取、一次艰辛的跋涉、一次成功的追求吗!如果把登座山看成人生履程,这无数的石阶不就是攀登者历尽艰辛向上跋涉的信念和记录吗。鼓起勇气,终于站在了第二个关口,朝着下面的同行高喊:“加—油!不要放弃—!”。
小憩片刻,我们向第三个关口望江亭进发,山路由陡变缓,光线由暗变明。放眼看去层层白云飘绕着连绵起伏的山峰。一棵岩松突兀地出现在山崖石壁上,坚毅地从缝隙中伸出一片葱绿,它的生存条件多么艰难,却能顽强不息。其实生命不在乎大小,一旦有了执著的追求和崇高的向往,便能产生惊人的奇迹。前方传来动听的歌声,“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哦,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相连,┄┄”。是高昂的歌曲《青藏高原》,我们循着歌声向前追去,看到大约有五六个中年男女,一人背着手风琴,其他人合着琴声在大声唱着。这群上山和下山一路歌声的人,用歌声鼓舞着许多登山者。我们也被他们的歌声和快乐所感染,倍增登山信心。不知不觉走出峡谷,向上望去隐隐约约已看到山顶上的望江亭。
在体验到筋疲力尽的滋味后,终于站在了高山之巅。我们望着身畔茫茫云海,仿佛置身广袤的仙境,俯视大地,看到城市、长江、湖泊全在我们脚下,不由脱口而出:“海道无边天作岸!”“无限风光在险峰”。那一刻是何等的心旷神怡,一种胜利的幸福感在心中荡漾。
这次好汉坡之行,使我们感受到经历艰难人生的多彩;让我们体会到没有一番艰苦奋斗就得不到人生最大的欢乐。我不仅征服了险峻高山,而且从登山中获得人间至道的启示:只要你拥有希望和勇气,就会风物长宜放眼量。
我们奔下山去,笑声在山间回荡。我们相约,还来登庐山。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孙中山先生以“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创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革命的军事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周恩来同志于当年11月,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致力于军校的政治教育,开创了中国军事史上军队政治工作的先河。
1925年2月,军阀陈炯明叛变革命,妄图推翻国民革命政府,其反动势力盘踞东江的。为粉碎其阴谋,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国民革命政府组织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体的国民革命军东征。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带领军校本部学生以国民革命军教导二团名义出征东江,在右翼英勇作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3月,东征军胜利占领潮州。
东征军指挥部为使随军东征的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能补习课程,“因见潮州位居韩江下游,与闽赣相毗连,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其间不乏青年有志之士,遂拟设(军校)分校于潮州。”又得“以招收潮梅海陆丰各属学生,授以军事及政治之训练,贯输革命知识,使其能与本党(指国民党)宣传主义效力疆场。”(引自《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潮州分校手册》)。不久,由于广州发生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国民革命军回师广州平叛。学生军奉命返回黄埔军校本校,筹办军校潮州分校之议“因之遂寝”。
1925年9月,国民革命军举行了第二次东征,彻底荡平军阀陈炯明在粤东的反动统治。时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带领东征军再次到达潮州。1925年11月,他被国民革命政府委任为东江各属行政公署专员,至次年2月上任。在这四个月期间,周恩来发动了扫除残敌,澄清官吏,禁绝烟赌等活动;又开展了国民革命运动和东江一带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使“各地党部(指国民党)与人民团体亦复如春笋怒生,有长足进步”(见《政治周报》1926年第九期)。这些工作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的开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于是“复前议创立潮州分校”。
1925年11月初旬,国民革命军东征指挥部开办了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最初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1926年3月由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易名,潮州分校于同年5月也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分校仿照本校建制建立组织系统,设立校长、党代表、教育长,政治部(设总务、宣传和党务三个科)、教官部、校长办公厅、军需处、副官部、总队部和卫兵排。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兼任潮州分校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属国民党),委派何应钦任教育长(后代理校长职务),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后由刘康侯继任),王昆仑为秘书(后王逸常继任)。
军校潮州分校校址设在潮州城湘太马路(即今中山路)李厝祠。李厝祠旁边搭葵棚作为学生教室和寝室。初定招生人数为学员一队,入伍生三队,后因为第一军务师、教导师、独立第一师先后送来编余人员达400名,人数大增,故设学员三队。因李厝祠房屋不敷分配,乃将入伍生分驻于金山中学及李厝祠后面的郭家祠,12月下旬,入伍生第三队也入校,潮城几无空隙容纳,又把驻扎在海阳县儒学宫的第一师第一团迁入李厝祠对面的黄厝祠,学宫略事修葺作为入伍生宿舍。潮州分校形成一座有完备机构建制的分校,因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称: “本校之有分校,当自潮州分校始……”
周恩来同志担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早期政治部主任。他为分校的创立和政治工作的开展倾注了一腔心血。他不仅聘请黄埔军校本校的熊雄、恽代英、肖楚女等共产党员为潮州分校政治教官,还聘请共产党员李春蕃(马克思主义原著翻译家)、李春涛(国民党左派、周恩来称之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到校授课,并指示政治部宣传科长、共产党员杨嗣震创办校刊《韩江潮》,作为宣传革命思想 的阵地。
周恩来主持分校政治部,着动对分校学生开展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他那充满感染力的演讲,和恽代英讲授的社会发展史,肖楚女讲授的经济学概论,都非常吸引学员。政治部为学生开设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世界革命史、社会主义等15门课的政治教程。因此,潮州分校也同黄埔本校一样,培养了一批具有奋斗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战斗的革命战士。
黄埔军校潮州分校自1925年12月正式开办,至1926年年底结束,存在一年时间,共举办二期学员培训班,为北伐军输送了800多名学员。这些学员在北伐军各部队中担任军事或政治工作,参加了北伐战争的历次战斗,先后有近200人伤亡。这些烈士的名字被载人黄埔军校同学会荣哀录。
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积极开展政治教育工作,使学员积极献于身中国革命事业,为国民革命作出卓越的贡献。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中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延安采风侧记
延安这座陕北高原上的古老城市,因其具有“襟带关陕,控制灵夏”的战略地位,兼而山高原阔,草丰林茂,为历代战略家、政治家所关注。最为世人所瞩目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里曾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和生活过十三个春秋的地方,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人民心中的红都。无疑,历史名人们在延安这块土地上成就过许多推动历史进程的伟业,同时也留下不少反映他们战斗和生活的轶事。
延安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块神圣的地方。它有独特的黄土高原风貌,古朴的人文景观,更重要的,它是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摇篮,是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发源地。2002 年4月底,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几个党史工作者怀着一种“朝圣”的虔诚,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采风,看一看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住过的窑洞;看一看边区礼堂和“七大”会址,看一看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麓。
延安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一代一代中华民族的骄子们,曾在这里创造过一个一个惊天动地的奇迹。使我们深感骄傲的是,潮州的骄子在革命年代的延安也留下了奋斗的足迹。在赴延安的途中,我告诉导游何萍小姐,在革命时期,地处南中国的潮州优秀儿女,不远万里,来到这个革命圣地, 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她感到惊异和兴奋。
我们来到革命总后方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大礼堂。这座三层的石砌楼房显得质朴而庄严。楼下会议室内,排放着许多长凳、方凳和椅子,挨着会议室大门横放着一张长方桌,一块白布铺在上面,把一张半新不旧的桌子装点成了庄严肃穆的主席台。1942年5月2日、8日和23日,毛泽东主席先后在这里召开三场关于文艺工作的座谈会,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瞻仰着这一庄严场所,阅读着这里的每一页史料,当年的热烈情景似在眼前再现。
1942年5月2日下午一时半,本地时间正午。阳光给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抹上一层金黄色。100多位文艺工作者在这里参加座谈会,有《八路军军歌》、《八路军大合唱》的词作者公木,晋西北120师战斗剧社的欧阳山尊,美术家蔡若虹,作家萧军,电影艺术家陈波儿,作家丁玲,从重庆国民党总统府来的摄影师郑景康,还有何其芳……
毛泽东来了!面带笑容,精神饱满。大家自觉起立,从西头开始,由周扬介绍每个人的姓名。毛泽东亲切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并致以亲切的问候。毛主席对大部分作家艺术家是稔熟的,说说笑笑,气氛很是融洽活跃。
会议由主持人凯丰宣布开始后,小小的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洪亮的湖南乡音,讲述文艺座谈会的《引言》——“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开宗明义,不是以领袖的身份来下达指示,而是作为一个探讨者,与人们交换意见。
大会开始讨论,毛泽东提议让萧军第一个发言。萧军毫不谦让,站起来挽了挽袖子,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对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
何其芳在发言中说:“听了主席《引言》中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净的,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
丁玲在发言中说:“文艺到底应该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呢?还是如有人讲的‘一半对一半’呢? 我想:对于光明的进步的,当然应该给以热情的讴歌;但对黑暗的阻碍进步的现象,我们决不能放下武器,袖手旁观,应该无情地暴露它。”
座谈会中,毛主席一边听一边记着,不时对一些结论时作了修正。大家畅所欲言,会场一直处于浓烈的民主氛围中。
5 月23日,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做了总结讲话,他针对延安文艺运动的现状,结合“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系统地、彻底地解决了革命文艺运动中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讲话,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上第一次明确而深刻地解决了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文艺和工农兵群众结合的问题,并由此给文艺工作者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指出了如何改造自己以求得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及如何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正确道路。这个讲话,不仅对于文艺工作的前进和发展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一切思想工作、一切革命工作的前进和发展都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这是一部关于革命文艺的,也是关于革命的思想工作的辉煌科学著作。 毛主席要求革命文艺工作者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加强团结,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作出积极贡献。《讲话》像一盏明灯,把现代革命文艺运动,引向新的道路。
今天,就在这个礼堂前,悬挂着一幅伟大领袖与文艺 工作者在一起的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珍贵像片。坐在前排毛主席和朱老总中间的是张焐清和陈波儿。陈波儿是一位革命文化运动的坚强战士,一位忠于党的文艺事业的好战士,是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位女编剧、女导演,她是新中国电影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她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创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我们观看像片时,我指着坐在朱老总旁边的陈波儿(1907年7月15日出生于潮州庵埠一个华侨商人家庭,原名陈舜华,字棠秋),告诉导游何小姐:“她是一位电影艺术家,是我们的家乡人。”并自豪地向这位西北姑娘介绍陈波儿的革命历程。
陈波儿是1938年年底从武汉来到延安的。这位潮州人民的优秀女儿,在革命领袖直接领导下工作,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
她来这里不久,就接受宣传党的抗日方针的任务,率“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离延安,渡黄河入晋察冀边区,又经山西、河北、河南、陕西,深入根据地;开展抗日民主戏剧演出活动,广泛宣传八路军在战区及敌后抗日及生活情况。这一行程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千辛万苦,历尽磨难,深入调查宣传群众。1940年,陈波儿率团返回延安,任职于中央马列学院文艺研究室,又导演了《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俄罗斯人》等反法西斯名剧。
1942年,陈波儿调入中央党校,她参加5月党中央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关于文艺问题这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并与毛主席一起照了像,通过座谈会以及对毛主席讲话的深入学习,她觉得利用文艺这一武器,打击敌人,团结同志,是自己今后从事文艺工作的方向;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改造自己的必由之路,决心在艺术实践中贯彻会议精神。她与姚仲明合编合导了多幕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成为延安整风的辅导教材,演出反应极为强烈。她经常拼命工作,以致昏倒在工作岗位上。1944年,陈波儿先后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文教英雄、马列学院模范工作者、中央党校模范党员。陈波儿创作了电影剧本《边区劳动英雄》。随后,她相继调往重庆、南京、北平等地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
延安是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大熔炉。许多中华民族精英、许多进步青年历尽艰难险阻,投奔延安,接受最先进的革命思想教育,又奔赴前线,为革命做出卓越贡献。陈波儿就是这样的一位坚定的革命者。1946年,她离开延安来到黑龙江的鹤岗,从这期间至新中国成立,她着手主持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工作,担任该厂党总支书记和艺术指导。1949年,陈波儿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参与建立新中国大计,又先后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文化部电影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2年1月9日,她在与上海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心脏病突发而死,被追认为人民艺术家。
听了我的介绍,望着参加文艺座谈会的合影,何小姐惊奇地说:“你们潮州真的是钟灵毓秀,出现这么有灵气和秀气的革命家。”
是的,潮州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在大革命时期,潮州就是革命的重要阵地。潮州是充满着灵气的,潮州人民是追求进步的。如陈波儿自青少年时就先后在香港、厦门、南京、上海、日本游学,接触进步的思想。1928年,她进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读书,经常参加革命群众的活动,随后参加党组织外围活动。1929年秋,陈波儿参加党领导成立的革命剧社——上海艺术剧社,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受通缉而避居香港。1934年至1938年,她在上海明星、电通电影公司期间,追随宋庆龄、何香凝、鲁迅、蔡元培、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志,致力于爱国活动并先后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党的领导下,与史良、沈兹九等人率先成立全国最早抗亡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组织救亡演出队。她率领上海妇女前线慰劳团赴归绥、百灵庙、平地泉慰问抗日前线战士;同时编导、演出了多部话剧。1937年8月,她在南京由李克农、叶剑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从武汉辗转到延安。到延安的潮州革命前辈还有:石辟澜——一位战斗在粤赣革命阵营的理论家、宣传家,后为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牺牲在湖北麻城;柯柏年——一位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翻译家、理论家,在中美两国建交中做出贡献的外交家;李伍——后任国家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竭尽心血……
延安就是因为有许许多多中华民族的精英荟萃才充满灵气,这个红色之都的光辉成为中国打破黑暗的希望之光,宝塔山成为中华民族精英心灵之舟的灯塔。我们在宝塔山下、延河岸边感到心灵被净化,感到如沐春风般的清醒。
如今,巍巍宝塔没有尖,绵绵延河没有水。延安已走过革命时代的辉煌,延安精神过时了吗?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也永放光芒。在它的指引下,革命时期的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转变了思想,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奔赴艰苦卓绝的抗日前线,深入救亡图存的火热斗争,充分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精神与时俱进并丰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又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结束延安之旅,告别产生毛泽东思想的窑洞,太阳辉映中的宝塔渐渐远去,但延安精神宝塔之光在我心中却变得更辉煌。
图1:参加延安文艺座会的同志合影,中间朱德左侧为 陈波儿
图2: 1939年,陈波儿与朱德在太行山





陈列
黄迪领
饶芃子
雷健民
林蓝
李南星